志愿者行为：如在社会性昆虫中监督或惩罚私自产卵者，公共服务或公共资源的提供，抑制公共资源的过渡利用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志愿者行为是维持生物及社会合作系统稳定和演化的一个关键机制。然而，这些潜在的志愿者会遇到如下困境：志愿者生产（合作）可供整个社群享用的公共品所付出的成本不会被社群的其他个体分担。这被学术界称为“公共地悲剧”，“搭便车问题”，“社会困境”或“囚徒困境”，这些多样化的称谓强调的都是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合作系统哪一个体愿意付出额外成本去维持合作系统稳定？ 

　　近日，王瑞武学科组博士后贺军州在其合作导师王瑞武研究员和云南大学李耀堂教授、美国Pratt Institute大学副教授Christopher X. J. Jensen合作，从合作系统的非对称性相互关系和超理性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新解。该研究基于“志愿者困境”博弈模型，结合合作系统中存在着“非对称相互关系（强、弱参与者或主导方和从属方等）”、参与者之间因信息的不完全的而实施“超理性策略（个体只根据自己的收益值决定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的实际，建立了一个具超理性的非对称“志愿者困境”博弈模型。模型发现：强、弱参与者的提供公共品（合作）行为强烈依赖于社群的大小且存在一临界值，即当社群大小大于该临界值时弱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将随其增大而增大，然而强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却随社群大小增大而增减小。也即是说，如果合作系统的非对称度不是太大而社群又较大时，强参与者比弱参与者具有更大的意愿提供公共品（合作）。而系统的非对称度对强、弱参与者的影响却与社群大小的影响相反，即非对称度的增大会使得强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上升而使得弱参与者的不合作频率下降。此外，在所有参与者都采取超理策略时，系统的公共品被提供的概率却随社群或系统非对称度的增大而增大。结果显示社会合作系统“公共地悲剧”的解决可以不依赖于复杂的谈判行为或认知、识别能力，在一个非对称性的系统，个体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而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合作机制同样也可以建立。 

　　该项研究为不具备高超谈判能力的无智慧生物系统中的“公共地悲剧”（如植物之间为公共资源而竞争、种间的合作演化和社会性昆虫之间的协作分工等）问题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也为具备高超智能（如谈判、合理可信的机制设置等）的人类社会解决公海过渡捕捞、大气污染、各国政府为阻止全球气候继续恶化而相互推卸责任等诸如此类的公共资源分配或公共品提供等问题从非对称性和超理性的角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研究结果以《Asymmetric interaction paired with a super-rational strategy might resolv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without requiring recognition or negotiation》为题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Sci. Rep. 5, 7715; DOI:10.1038/srep07715,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