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人群历史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关注的议题。在公元6世纪，源于西藏山南地区雅砻河谷的吐蕃开始崛起，对邻近部落进行兼并。公元633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征服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建都逻些（今拉萨），国号“大蕃”或“吐蕃”。在此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吐蕃的势力不断扩张，顶峰时期统治包括东亚西部、中亚以及南亚部分地区，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为了建立和发展与周边地区的军事、经济、文化联系，吐蕃构建了多条交通要道，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吐蕃统治期间遗留下大量的藏文文书（如敦煌古藏文文献），为中国西部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然而，吐蕃的扩张对青藏高原周边人群的影响如何，至今还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团队与巴基斯坦健康科学大学Allah Rakha副教授开展了青藏高原周边人群的群体遗传学合作研究，从当代人群的DNA序列中追溯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吐蕃和唐王朝为夺取西域的控制权，围绕勃律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反复争夺。勃律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扼守南亚、中亚和西藏之间的交通要道，是吐蕃进攻唐王朝安西四镇（碎叶、龟兹、于阗、疏勒）的要道。吐蕃最终在公元757年征服勃律，其统治及影响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为此，研究团队选取了生活在巴尔蒂斯坦的巴尔蒂人（Balti）的群体及其周边人群样本进行了基因组重测序；通过整合包括古代DNA在内的多种遗传变异数据，运用群体基因组学方法对巴尔蒂人群体历史进行了解析。 　　  

　　研究结果显示，巴尔蒂人的形成受到一次藏族和克什米尔人（Kashmiri）的群体遗传混合事件的影响；其中藏族贡献了大约22.6%–26%的遗传组分。混合时间估算为公元869 – 1391年间，时间发生在吐蕃控制勃律之后，但在巴尔蒂斯坦地区伊斯兰化之前。线粒体DNA和性染色体遗传标记的分析发现，源自藏族的男性和女性都参与了混合事件，并且男性贡献的比例要高于女性，符合男性主导的军事扩张的模式。有意思的是，基因组数据还揭示了巴尔蒂人采取了藏族族外婚而非克什米尔人族内婚（盛行于南亚地区）的习俗。相较于较低的遗传贡献，藏族对巴尔蒂人的文化影响更为明显。历史上，巴尔蒂人使用古藏语、信奉藏传佛教并建有大量藏式风格的建筑，这使得巴尔蒂斯坦也被称为“小西藏”（Little Tibet）。这支持少量的藏族人群扩张驱动了显著的文化传播的模式。 　　  

　　该研究表明群体基因组学分析可以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现了学科交叉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以“Tracing 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Balti”为题在线发表在国际进化生物学著名刊物《分子生物学与进化》（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上（https://doi.org/10.1093/molbev/msaa313）。杨兴艳博士（云南大学与昆明动物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已毕业）和Allah Rakha副教授（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后，已出站）为共同第一作者；张亚平研究员和彭旻晟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项目、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以及云南省科技厅项目的支持。 

　　巴尔蒂人群的遗传混合历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