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德国灵长类研究学者Christian Roos及其国际合作者前不久也将《动物学研究》作为首选期刊，发表了新发现的“缅甸中部一菲氏叶猴新种——Popa Langur”。短短10天内，该叶猴新物种相关报道被各类网站转载达21万次。

　　如今，创刊40年的《动物学研究》不仅能及时报道原创性成果，在新物种的首次报道方面也显示出话语权优势。《动物学研究》主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动物所）所长姚永刚表示：“未来5年内，我们计划推动《动物学研究》成为动物学领域Top 1%期刊，实现每年发文量不少于200篇，并提升和巩固该刊在动物学领域旗舰期刊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动物学研究专家逐渐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他们迫切需要平台发表相关科学研究成果。

　　1980年，《动物学研究》在昆明动物所正式创刊。潘清华是《动物学研究》的第一位主编，也是昆明动物所第二任所长。1987年正式退休的潘清华至今仍然十分牵挂这份期刊，这位80多岁的老人还在坚持亲自审稿、改稿。

　　《动物学研究》原编辑部主任单访回忆道：“创刊以来，无论期刊处于何种境况，潘先生从未对其发展有过质疑。在办刊这件事情上，他一直非常坚定，并且亲力亲为，当年每一期稿件发刊前均由潘先生亲自审定。”

　　基于老一辈创刊人的无私奉献，早期的《动物学研究》立足动物学科前沿与基础问题，报道最新研究成果与进展，并很快在相关领域有了重要地位。

　　1983年，81岁的美国植物遗传学家Barbara McClintock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在演说中引用了昆明动物所研究员施立明描绘的动物染色体串联易位现象。该现象的一个核心证据——贡山麂新核型及新种的描记工作分别在1988年和1990年发表于《动物学研究》。

　　创刊以来，《动物学研究》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关于实验动物树鼩基因组学与相关疾病动物模型研究，非人灵长类动物行为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和生物医学及疾病模型研究，野生动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尤其是蛇毒等动物来源活性蛋白分析，动物遗传进化与系统地理学分布和新物种描记等方面研究，不仅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还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此外，姚永刚提到，面对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动物学研究》及时报道了新冠病毒溯源、动物模型创建等方面的研究，发挥了科技期刊话语权的优势，引起广泛关注。

　　一本学术期刊能够在众多的同类期刊中生存并立足，不仅需要找到合适的生态位，还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学科发展与科技出版国际化的要求。

　　据了解，《动物学研究》在1980年创刊初期是季刊，到1998年改为双月刊。早期，《动物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以中文为主，夹杂少数几篇英文。2012～2013年，《动物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

　　经过编委会多次讨论，2014年开始，《动物学研究》将出版语言改为全英文，并将之前的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动物学领域大综合期刊定位进行适度调整，进一步明晰期刊的生态位，集中聚焦动物学领域3个方向：灵长类动物与动物模型、动物多样性与进化和动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动物学研究》定位的改变，不仅实现了与国内现有领域期刊的错位发展，并且凸显期刊在这3个研究方向上的独特优势。

　　新的变化也让《动物学研究》面临新的挑战。

　　姚永刚还记得，《动物学研究》改刊初期，由于变更语种并调整发文方向，造成了原有读者与作者群体的大量流失，加上期刊完全依赖于本土力量出版，未实行借国际大型出版公司之船出海的模式，使其在拓宽海外读者群体及期刊品牌效应的重塑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为树立良好的期刊形象，编委会经过商讨研究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发挥期刊国内外编委、客座编辑等的积极性，通过组织系列专刊和专题、国际会议宣介等多种方式，吸收国内外同行的优秀稿件；二是推出一系列作者和读者服务，如实施免费OA（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提供不收取作者费用的专业语言翻译与润色服务、快速审稿及发稿通道、免费全球范围单篇论文精准推送等，在留住原有优秀作者群体的基础上，迅速建立新的读者与作者群。

　　其间，编委会委员、宁波大学教授陈炯给出这样的建议：“在进一步加强特色灵长类动物研究之外，《动物学研究》的涉及面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比如在现有每年6期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外研究热点，主动设计一些高水平专刊。”

　　从当前的投稿数量来看，《动物学研究》的作者群体中约40%来自海外。随着期刊影响力不断提升，海外作者的投稿比例也逐步增加。

　　然而，从投稿到发表，需要经过严格的审稿。姚永刚发现，由于部分海外投稿的质量不高，导致拒稿率比较高。在《动物学研究》实际刊发的论文中，海外作者比例并不高，2019年约占23%。

　　就如何看待海外作者投稿和刊载问题，姚永刚认为不应该只看表面，还需要从更深层次思考我国作者的论文质量和期刊的办刊水平。

　　“我国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全球话语权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应该是新时期《动物学研究》办刊的一个重要使命任务。”姚永刚表示，为了做好原创性成果的首次与及时报道，《动物学研究》开辟了高质量稿件发表快速通道。对于一些被相关领域顶尖期刊评审“折磨”“耽搁”很久且最后拒稿的稿件，《动物学研究》将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优先快速发表。

　　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开源期刊还收取高额版面费，我国作者每年支付的出版费用数额惊人。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姚永刚表示，如果我们在相关领域能拥有自己的顶尖期刊，将有效改善这一窘境。

　　他期望《动物学研究》可以承担这个使命任务，严格把控发表文章的质量，不盲目追求国外来稿刊载率，而是优先考虑刊载国内优秀稿件，此举将为国家节约一大笔版面费开支。

　　“以2019~2020年《动物学研究》刊发的论文计算，如果参考几个国外发文量很高的期刊收取版面费的标准，《动物学研究》为我国作者节省了约25万美元的版面费。”姚永刚称，《动物学研究》作为少数几个靠期刊编辑部自我运营的期刊，不用向一些国际出版集团的平台支付不菲的合作费用。

　　记者获悉，《动物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不仅在期刊网站开源，还存入诸如PMC等开放数据库。这些举措较好地实现了期刊论文的广泛获取。立足国内、放眼世界、高标准要求，这也是《动物学研究》编委会对期刊未来发展的期许。

　　2018年12月，《动物学研究》正式被SCIE数据库收录，且收录日期回溯至2016年1月。2019年，《动物学研究》获得了基于2016~2017年度发表论文及其引用情况的首个影响因子1.556，在动物学领域170种SCI期刊中排名第52位。

　　今年，《动物学研究》获得了第二个影响因子2.638，位于JCR Q1分区，在动物学领域168种SCI期刊中排名第12位。

　　对于这样的成绩，《动物学研究》编委会表示欣喜。姚永刚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我们自测的即时影响因子已经超过3.0，且2020年全年发文量也较2019年增长了30%。”

　　姚永刚对目前《动物学研究》作者、读者及审稿人的全球化，编委会团队管理的高效动态化，以及国内外编委成员在其各自领域内的活跃程度等进行分析后发现，包括影响因子等指标在内的期刊影响力还将持续提升。

　　作为一份走过不惑之年的期刊，《动物学研究》实现了从中文发表到英文发表的蜕变，编委会团队也一直保持着一颗虔诚的学术出版初心。姚永刚透露，下一步，《动物学研究》将考虑恢复中文刊，形成3本英文刊和1本中文刊的发展格局。他期待中文刊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动物学研究》创刊于1980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国动物学会共同主办，以报道国内外动物学主要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己任，为促进现代动物科学的发展、学术交流，以及创新型国家的需求和经济建设服务。《动物学研究》分别在2008年、2014年和2017年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2012～2019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15年入选中国“百强科技期刊”；2018年入选“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2019年入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