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表明，一些传统狩猎活动不仅承载着传统生态知识（TEK）的千年智慧，也有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传统狩猎文化对于鸟类多样性保护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中国广西大瑶山地区是瑶族的重要聚居地。1951年以前，每个长毛瑶家庭都拥有私有的祖传狩猎场。瑶族民众在鸟类迁徙季节采用独特的“鸟盆”方式进行捕鸟，同时禁止其他族群在此类区域进行狩猎、采集和伐木。1951年后，部分传统狩猎场得以保留，其余则被划为薪柴林或保护区（图1）。本研究通过比较瑶族传统鸟类狩猎场、邻近保护区内成熟林以及薪柴林之间的鸟类多样性差异，以评估不同森林利用方式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图1 “鸟盆”狩猎的历史变迁示意图和与影像记录。（a）1951年前的传统狩猎场。（b）1951年后祖传狩猎场用途的变化：部分传统狩猎场得以保留（HGs），其余则转为薪柴林（FF）或自然保护区内的成熟林（OF）。（c）狩猎场中用“鸟盆”捕鸟的情景。图中红箭头所指为被“鸟盆”捕获的一只鸟。 

2007年至2008年期间，我们采用样点法对传统狩猎场、保护区内成熟林和薪柴林开展了系统的鸟类调查，并同步记录了植被状况与捕鸟强度。结果显示，传统狩猎场的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成熟林和薪柴林。传统狩猎场与成熟林在鸟类功能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上较为接近，且均高于薪柴林（图2）。这表明传统狩猎场在鸟类保护方面具有较高价值。

图2 三种森林类型间鸟类群落差异。FD：功能多样性；ED：进化独特性；SR：物种丰富度，FF：薪柴林；HG：狩猎场；OF：原始林。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大瑶山地区延续五百余年的传统捕鸟活动，发现当地瑶族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了鸟类资源的过度利用。首先，狩猎场明确的产权制度防止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公地悲剧”；猎场所有者为了最大化捕猎收益，会积极维护森林生境，并禁止他人狩猎、采集和伐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鸟类栖息地。调查显示，传统狩猎场内鸟类利用的果树密度和林冠覆盖度与保护区成熟林相近，且均优于薪柴林。其次，“鸟盆”捕获的鸟类多为小型、无危的迁徙物种，这类鸟类比留鸟具有更高的狩猎耐受性，且捕猎期较短，主要集中在约六周的迁徙季节内。此外，在1951年之前，瑶族土地和森林的所有者曾采取堕胎、杀婴等手段控制人口增长，以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利用。

本研究对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启示。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仍存在矛盾，且现有保护区的覆盖范围尚不足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单纯扩大保护区面积则会显著增加社会财政负担。本研究揭示，“鸟盆”狩猎方式可能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可行路径。与薪柴林相比，瑶族狩猎场的森林得到了积极有效的管理，且其维持无需外部资金支持。因此，我们建议在保护区以外、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探索结合传统生态知识（TEK）的社区共管模式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论文通讯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杨晓君研究员、吴飞副研究员。第一作者包括昆明动物研究所彭旻晟研究员、刘鲁明高级工程师、赵雨梦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孔德军教授，昆明动物研究所董锋研究员、已毕业硕士研究生王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中心Robert W. Murphy参与了本项工作，项目获得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项目资助。

文章链接：https://be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pan3.7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