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是第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多年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取得了非凡成就，但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家底尚未摸清。

　　“我国淡水鱼类约1300多种，为世界第二。这其中大概900种只有中国有。”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亚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出担忧—— 一旦这些物种在国内消失，就意味着它们在地球上彻底灭迹。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4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三部门下发《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由于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我国水生物种资源严重衰退，已成为影响中国生态安全的突出问题。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保护的基础是摸清家底，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系统性调研迫在眉睫。

　　不容乐观 

　　赵亚辉主要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多样性，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洞穴鱼。每年他都会从北京驱车前往贵州、广西等地的深山里取样。据悉，隔绝作用造成不同洞穴生活着不同种的鱼，很多种类仅在单一洞穴中分布。

　　随着经济发展，洞穴破坏严重，甚至出现整个山头被削平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一下没了好几种洞穴鱼，有些种类可能在被我们认识之前已经消亡了。”赵亚辉说，这样的洞穴在国内有数十万，经过调查的不过九牛一毛。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小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我国淡水鱼类物种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人类行为对生态的破坏让原本多样性良好的流域频出濒危物种。

　　以长江为例，许多原来的经济鱼类数量明显减少，逐渐失去了渔业价值,甚至成为保护对象。例如长江四大家鱼苗种发生量近年来显著下降，位列“长江三鲜”之首的长江鲥鱼已基本绝迹。

　　“总体而言，长江濒危物种数量有增多的趋势，水生生物多样性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各江段水生动物群落结构也逐步趋于简单化。”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对《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

　　近年来，我国在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但刘焕章等人认为，在制度、政策、机构、能力等方面问题仍存。

　　首先是政策法规不完善。例如，湿地保护、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补偿等相关法规尚未出台；政府考核中缺乏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指标；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全面建立。

　　其次，管理体制有待优化，保护区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仍然存在，全社会保护意识也有待提高。

　　另外，科学研究薄弱。长期以来，对水生生物资源缺乏系统性的调查，导致资源本底不清。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支持，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技术缺乏，无法满足保护的需要。

　　当务之急 

　　“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开展现状调查。”赵亚辉认为。

　　陈小勇说，淡水鱼类的基础观测数据众多，包括准确的物种名录、分布范围、种群数量、水质水文要求、繁殖习性、洄游习性等，而目前这些数据“非常匮乏”。

　　学者们的这一观点在《方案》中亦得到体现，《方案》指出的六项重点任务中，开展调查观测首当其冲，并提出到2020年完善水生生物多样性观测评估体系。

　　实际上，我国已在部分流域开展了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但水平参差不齐。

　　刘焕章表示，我国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建立国家级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库，仅有国务院三峡办组织的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建立了基础数据库，其中包括了长江鱼类资源数据。

　　水生植物的多样性调查监测则更加欠缺。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李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长江中下游有成千上万个湖泊，做过水生植物初步调查的不到30个。

　　“水生植物的多样性监测与鱼类、陆地植物相比较为边缘化，研究者少，最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监测方法与标准，技术资料积累十分欠缺。”李伟说。

　　　路途漫漫 

　　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鱼类与两爬类标本馆内，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整齐排开，仔细观察瓶身上的标签，就能发现有不少标本“上了年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标本比比皆是，作为3700多个物种的一部分，静静陈列在金属柜中。

　　这个标本馆见证了我国鱼类学家上百年的科研史，也成为今天研究我国鱼类多样性的一大宝库。

　　赵亚辉表示，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必须有长期的坚持和投入。“物种鉴定水平是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的核心，一个分类学工作者往往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来培养。”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学科边缘化、人才流失严重。

　　“主要制约因素是支持力度不足。”刘焕章表示，生物多样性监测需要长期积累基础数据，这也是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但对此类项目的科研投入较少，严重制约了监测项目开展。

　　李伟表示，此类观测数据不仅十分欠缺，而且较为零散，分散在不同部门。

　　对此，《方案》明确提出，完善科技支撑体系，建立水生生物资源大数据平台，提高数据和信息共享水平。

　　刘焕章建议，改变目前针对某个项目和工程进行短期调查监测的状况，由国家支持建立监测网络系统，建设野外监测平台，由专职监测团队管理和监督，建立基础数据库，从而开展长期的、稳定的、有规划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