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在我国仅见于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昆明学院孔德军、单鹏飞、吴飞、杨晓君等人撰写的论文《中国绿孔雀的种群现状与保护》中指出，中国有52个县曾经记录有绿孔雀，目前仅23个县还有绿孔雀，种群数量已少于500只。文章认为绿孔雀主要致危因素包括：致死（中毒、盗猎）、栖息地丧失（毁林、开矿、水电站、公路、经济林等）、干扰（村庄、放牧、采摘）和保护管理（多分布于保护区外）。

　　2017年3月，环保组织 “野性中国” 在云南省恐龙河保护区附近的野外调查中发现绿孔雀，而其栖息地恰好位于正在建设的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该水电站的建设将毁掉绿孔雀最后一片最完整的栖息地。为此，环保组织 “自然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野性中国”向环保部发出紧急建议函，建议暂停红河流域水电项目，挽救濒危物种绿孔雀最后完整栖息地。

　　与此同时，国家林业局云南专员办派员参加考察组，展开专项考察和调研。5月，环境保护部环评司组织了由环保公益机构、科研院所、水电集团等单位参加的座谈会，就水电站建设与绿孔雀保护展开交流讨论。

　　鉴于项目已经开始建设，自然之友于2017年7月12日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一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和被告二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消除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侵害的危险，立即停止该水电站建设，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域植被进行砍伐等”。

　　该案于2017年8月14日获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该法院将本案报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今年3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原告自然之友与两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原告提交的证据主要证明红河中上游戛洒江水电站建设施工和淹没区域的生态价值极高，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该水电站所在的红河流域中上游为我国绿孔雀种群密度最高的地方。 两被告的证据证明戛洒江水电站项目手续合法，认为其作为本项目的环评单位和总承包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对此，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总监葛枫称，“该工程本身对绿孔雀生存产生重大威胁，所以我们认为被告应该消除危险。被告二作为环评单位和总承包商，我们认为其环评里有重大问题，且施工行为直接影响了绿孔雀栖息地，因此应该承担责任。”

　　界面新闻查询原环保部回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发现，该工程最大坝高175.5米，水库正常蓄水位675米，相应库容14.91亿立方米，调节库容8.22亿立方米。批复指出，电站建设将改变戛洒江部分河段河流生态环境，对水生生态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全面落实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批复里并没有提到绿孔雀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而植物方面，批复要求将淹没涉及的6株元江苏铁移栽至业主营地，施工过程中如发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应及时上报并采取移栽等保护措施。

　　为保护绿孔雀栖息地奔走的还有民革云南省委。2018年云南省“两会”期间，民革云南省委在一份集体提案中建议，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绿孔雀保护区，改善绿孔雀栖息环境，开展栖息地恢复、建设生态廊道等。加强对省内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环评审批，防止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使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淹没或因为环境条件改变影响其生存繁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葛枫在论文《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历程及典型案例分析——以“自然之友”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为例》中指出，本案不同于之前诉讼之处在于，它是预防性诉讼，损害的后果尚未造成，起诉的目的是为避免水电工程对野生动重要栖息地造成毁灭性影响。

　　葛枫告诉界面新闻，环境公益诉讼目前来说绝大部分案例是对损害已经发生的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责任方赔偿、修复。绿孔雀案是第一次用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提起预防性的公益诉讼用以保护濒危动物。

　　她认为，从预防性的角度来说，通过前期的介入避免损害行为的发生从而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它的社会作用更大。“假设已经造成了损害，水电站已经把绿孔雀的栖息地淹没了，再谈修复，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被告赔偿多少钱也无法弥补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失。”

　　她指出，云南是绿孔雀在我国最大的栖息地，如果这个栖息地被淹没，很可能造成绿孔雀的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