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鸟类物种数已超1000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2/3以上,占世界鸟类种数的9%,与2017年记录的鸟类有945种相比增加了不少。”10月12日上午COP15媒体见面会上,研究鸟类4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君,向媒体介绍了他们的最新统计情况。杨晓君表示,云南鸟类种数增加的背后,是云南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加强湿地公园建设等带来的结果。
据悉,由于云南地理位置特殊、海拔高差巨大、地形地貌复杂,使云南拥有从热带到寒带的多种气候类型,以及相应的复杂而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类型,使各种各样的鸟类均可找到相适应的环境条件,因此孕育了多姿多彩的鸟类物种多样性。
杨晓君表示,如果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较,云南一个省记录的鸟类物种数就可媲美全球鸟类最丰富的前20位国家,并且有6%以上的鸟类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
此外,云南还是鸟类物种的起源和分化中心之一、世界两大自然地理区(古北区和东洋区)的交汇区、东南亚和南亚鸟类北扩进入中亚的必经地。比如,现在已经扩张到江西、甘肃等地的钳嘴鹳,就是从云南北进入的。同时,云南也是南亚、东南亚和北亚、中亚鸟类的重要陆地迁徙通道,云南有40多个被称为鸟王山或打雀山的鸟类迁徙重要聚集地,由此可看出云南省在中国和世界鸟类保护中的重要性。
重视保护
摘掉“受威胁物种”帽子
多年来,云南省林业主管部门在鸟类的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注重法制建设,健全保护体系,划建了360多处自然保护地,还开展了一些专项的调查和监测工作,并在各保护区常年实施科研监测、救护繁育、保护教育等工作;在全国首个实施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保险制度,为保护行动保驾护航等。
作为科研单位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1959年该所成立后,就不间断地开展云南鸟类多样性考察工作,并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云南鸟类志》的编撰工作,基本查清了云南鸟类的物种多样性家底。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还申请和承担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专项课题5的工作,开展“花(海菜花)-鱼(大理裂腹鱼)-鸟(黑颈鹤和雁鸭类)”三类旗舰物种共生互养生态廊道修复工程。结果显示,这种“花-鱼-鸟”生态修复模式效果显著,大理州剑川县剑湖鸟类多样性增加,除紫水鸡群体扩大外,还首次记录到彩鹮自然繁殖,并在越冬期拍到黑颈鹤群体的照片,这是近20年当地首次记录到黑颈鹤。另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牵头开展的黑颈鹤保护工作,不但使黑颈鹤成为我国9种鹤类中唯一的一种种群增长的鹤类,2020年还被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从易危等级降为近危,摘掉了“受威胁物种”的帽子。
在云南省林草局支持下,该所开展的绿孔雀保护工作,也使我国野生绿孔雀种群稳中有升,并建立了纯种的笼养绿孔雀种群。
猎人变守护者
观鸟产业带来增收
2017年10月,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镇那邦湿地出现了一只鹳嘴翡翠,这只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的鸟类,在那邦湿地停留了197天,至少吸引了29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专程前来观测、拍摄,据推算,这些吃住在那邦镇的鸟友,至少给当地带来了50万元的经济收益。“小小的一只鸟,能为当地带来了50万元的收入,不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好证明。” 杨晓君感慨地说。
在盈江县石梯村,居住在这里的景颇族和傈僳族群众早期多以狩猎为生,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石梯群众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使很多曾经消失的珍稀鸟类又回到这里筑巢安家。杨晓君研究员在野外调查发现,在其他地区难得一见的犀鸟,竟有3种在该区域繁殖,也是我国唯一一个目前可以观看到4种犀鸟的县份,由此成为“中国犀鸟谷”。为了切实保护好现有的犀鸟种群,林业主管部门聘请当地村民,将其从猎人转变成犀鸟的守护者,同时通过种植树木、建立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察点等方式,改善人和鸟类的栖息环境,为观鸟爱好者提供向导和吃住行服务。据统计平均一个“观鸟点”可为村民带来2万至4万元的收入。
在保山市隆阳区百花岭村,从2009年建起第一个鸟塘,为外来拍鸟爱好者提供观鸟服务,到2018年已有20余个鸟塘。随着外来拍鸟人员的增多,该村逐渐形成了观鸟产业, “背包、鸟导、送饭、销售、物流”等一系列的服务,为当地增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