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古稀之年的熊江，身体依然十分硬朗;还经常给幼儿园小朋友、中学生做讲座，热心于科普事业。说起他的科研之路，却是从一本科学幻想故事书《昆虫世界漫游记》开始的。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工作了9年，响应号召，他和妻子毅然决然来到边疆云南，把毕生精力都花在了“看”昆虫上。 

　　一本书开启昆虫爱好之路　　

　　熊江中学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读的，1957年参加高考。那时，他一心想从医，志愿表上前5个志愿填的都是医学院校，第二志愿填了南开大学生物系。“可能我考得好了一点，南开大学属于全国重点招生学校，提前把我录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南开大学生物系。” 　

　　大一大二都是统课，到了大三才开始细分，他当时选的是动物专业昆虫专门化。那时方向有很多，但熊江就选了昆虫，为什么会选昆虫方向呢?他说：“初中时看过苏联作家扬·拉丽写的《昆虫世界漫游记》，那是一本科学幻想故事书，书中主人公不小心喝了神奇药水后，变成了微型生物，与小动物一起经历了洪水、自然界弱肉强食等艰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昆明动物所的一间办公室里，熊江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掏出一本发黄的书，外面还包着书皮，书皮上写着《昆虫世界漫游记》。这本书是竖排版的，看得出很有年头了。他说，有一次学生问他为怎么会学昆虫，他说是受了这本书影响。后来，这个学生无意间在书摊上看到了这本书，就买了送给他。 　　

　　虽然动物专业并不是熊江的首选，但他学习很努力。那时，他们的考试满分不是100分或150分，而是5分。大学5年下来，他所有的测验和课堂成绩都是4分、5分。而且，他的动物绘画也很好，经常被老师在班上当典型表扬。所以，老师比较看好他，毕业时就想把他留下来。 　　

　　当时，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还兼任天津自然博物馆名誉馆长，天津自然博物馆缺乏业务力量，系主任就想让他去博物馆。分配时出了个小插曲：学校突然要把熊江分配到学校去，系主任当时还在广州参加全国昆虫学会会议，听到消息后就说不行不行，叫他赶紧回来，不要去学校报到。 　　

　　之后，熊江被分配到了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里有很多古生物、动物、植物等馆藏标本，为他之后走上昆虫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础。 　　

　　离开京津夫妻俩一起来云南 　

　　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工作期间，熊江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1957年、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时采集的部分标本，他负责半翅目标本的整理。期间，他看到了大量采自云南的昆虫，云南昆虫资源的丰富令他感到惊讶。 　　

　　上世纪70年代初，云南省农业病虫害大量发生，云南省动物研究所(现为昆明动物所)要新组建昆虫研究室，希望能够“以菌治虫”、“以虫杀虫”，就想从北京、上海等地引进一批专门搞昆虫的科研人员。 　　

　　熊江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学妹，小他两届，毕业后分到了北京动物研究所，当时她正在干校学习。听到这个消息，熊江就想要不夫妻俩一起来云南得了，于是就给妻子所在单位领导写信。 　　

　　那之前，他从没有来过云南，对云南的了解仅限于标本，以及一部讲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电影。他觉得自己从小在广西桂林长大，桂林和昆明都是南方城市，差别不会太大，生活适应方面不会有问题。但他妻子从小在北方长大，对来云南还是有很多顾虑。最终，凭着一腔热血，他俩还是选择了来云南。 　　

　　那时，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坐落在离市区10多公里的筇竹寺后花红村花红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交通极其困难，生活艰难，但还是有一批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云南。 　　

　　从北京、上海等地来的昆虫专家，组建了专门研究昆虫的队伍。条件非常简陋，没有标本也没有镜子，任何做昆虫标本的工具都没有。临时找了两张办公桌，一把椅子，昆虫组的人员铆足干劲。 　　

　　三次标本采集收获颇丰 　　

　　就是在这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昆虫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仍然认真开展工作，先后三次到云南全境采集标本。一年中有好几个月都是在野外，特别是5月和9月。交通十分不便，从昆明坐车到西双版纳要花4天。这三次标本采集，收获颇丰，现昆明动物博物馆标本库里很多标本都是那时采集到的。 　　

　　生活上的艰辛，熊江讲了几个小故事。那会儿买肉用肉票，每人每月四两肉。领肉的那天都要起个大早，从花红洞走到黑林铺领肉的地方排队。附近的群众早早就用砖头排着队，等他们下山来时只能排到最后。领了肉，还要回到山上，差不多就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冰箱，肉要怎么保鲜呢?细胞库的同事想了一个办法，在实验室里的冰箱里腾了个地方，让大家把肉冻在里面，每周取一点。 　　

　　山上没有学校，员工子女只能去山下读，早上坐班车下去，下午放学后搭班车回来。有一年下大雪，班车上不来，孩子们冒着严寒一步一步爬上山。有的孩子爬不动，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看到孩子们很晚都没回来，家长着急了，赶紧下山去接孩子。积雪一个星期都没融化，山上的菜都吃完了，最后连咸菜疙瘩都没剩。　　

　　生活虽然艰难，但也让科研人员练就了很多技能。熊江就会理发、垒鸡圈、画家具设计图等。 　　

　　“最不方便的就是跟外界的学术交流非常困难。”熊江说，难以与省外、国外的科研人员交流，及时掌握科技前沿信息，获得更好的科研条件，这些对科技人员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白天干管理，晚上搞科研 　　

　　1976年10月，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回归中国科学院，改用建所时的名字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工作迅速走上正轨，科研人员也重新焕发出强劲的活力。 　　

　　山上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原来买菜买肉都要到山下，如今每隔一段时间也会上来卖，生活和交通条件都有了改善，但花红洞的生活、科研条件依然很简陋。加之科研人员子女下山读书路上要耽搁几个小时，在山上入读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合办的学校，教学质量又差，孩子很难考上大学，所以不少科研人员提议要搬到市区，有的则是去了别的省份，人才流失严重。仅1978年至1983年，坚决要求调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就达57人。 　　

　　1987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作出了昆明动物所迁所的决定，迁建工程于1987年10月正式开工。 　　

　　熊江于1987年7月担任昆明动物所副所长，所长施立明给他提的要求就是做管理。那时，熊江的职称还是助理研究员，他深知在科学院系统缺少科研成果是很难评职称的。他跟施立明提了一个条件：“我全力以赴搞管理，白天我做副所长搞管理，晚上我做我的业务。” 　　

　　那个时候，施立明一周在山上待三个晚上，熊江待两个晚上。白天要忙研究所搬迁的事情，晚上还要做科研，非常辛苦。“大家还是很有一股劲的，想让研究所变得更好。”1988年底，三幢新的职工住宅竣工，山上职工喜迁新居。实验大楼也于1992年落成，全所实现大搬迁，圆了30年的“下山”梦。而后，又陆续添建了综合服务楼，4号、5号住宅和其他辅助设施。 　　

　　搬迁计划的实现，不仅全面改善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与基础设施，稳定了科研队伍，而且使研究所卸掉了多年来沉重的后勤负担，得以轻装上阵，集中精力，加强科研工作。 　　

　　1996年7月，熊江卸任副所长一职。就在边干管理边搞科研的8年多时间里，他在科研上没有落下，还评上了研究员的职称。 　　

　　退休后热心于科普事业 　　

　　2000年，熊江从昆明动物所退休，但他没有让自己闲下来，拿到了驾驶证，还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科普工作者。 　　

　　最早接触科普，还是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工作时，博物馆会办一些展览，他参与了解说词的撰写、展览的布置等工作。来到云南后，经常被请去做昆虫科普讲座。1980年，云南省科协举办首届全省青少年科技夏令营，邀请他和另一位科研人员担任辅导员。第二年，全国举办青少年发明创造与科学研讨会，也就是今天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从那之后，每一届大赛他都担任评委。 　　

　　“我的昆虫讲座，从幼儿园讲到研究生，面对不同的听众讲不同的重点。这些昆虫故事都很有趣，很受欢迎。” 　　

　　他还积极参加云南省和昆明市科协组织的各项科普活动，包括历年的“科技周”中的小型动物(昆虫)展览、知识竞赛、动物和昆虫知识讲座;任“专家科普宣讲团”专家，到各地作科普报告、知识讲座;分别受聘担任云南省、昆明市“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省市两级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评委，历任评委、主任评委、监委等职，从1981年第一届开始直到2010年第26届，未曾间断。 　　

　　围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展学生、辅导老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青少年科技活动的选题、如何在校园开展科技活动、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大赛、教师和学生科技论文撰写等。熊江除讲授动物和昆虫专业知识外，还讲授社会科学和少儿科幻绘画等内容。从2000年退休后计算，每年约有30次左右，受众人数在6000～7000人次，足迹遍及云南全境。 　　

　　熊江还受聘担任多所大学、科研院所的昆虫学科研成果鉴评、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担任《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特邀评审专家，担任云南野生动物司法鉴定中心昆虫学专家。还经常受邀协助大学、研究所作昆虫标本鉴定，每年工作约在50～60天。还参加编撰《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多部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中的昆虫部分(四册)和《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一册)等学术专著。

　　专心致研 

　　热心科普 

　昆明动物所建所六十周年人物访谈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