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其特殊性在于，这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体现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从而影响中国与世界今后相当时间经济合作关系的五年规划。

　　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这个五年规划有三个重要特点，或支点。

　　其一，着眼于全球经济来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视野。

　　显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加充分考虑全球经济格局、应对全球经济走势变化而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年规划。正因为经历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这个规划就必然会是在“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基础上形成的”。

　　这个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和国际市场格局深刻调整，使得实施近30年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给中国经济寻找更多的内生性动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在全球经济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

　　从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看如何增长，到着眼于全球经济确定中国经济如何增长，再到更大尺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样的规划设计基准与视野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到经济调控政策等的设计与实施上，对市场格局与利益格局都会形成新一轮的调整。

　　其二，是基于增加新经济引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可以看出，之前已经明确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单的调整，具有更深含义，更是基于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考量。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催生一些具有强劲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都可能带动一些国家的崛起。这已被近百年的世界历史所证明。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深切感受到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不仅是传统产业增长乏力，关键是大多数人口为少数人口生产工业品的模式，不再能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在寻找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维持或获得新的竞争力。

　　这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断寻找、确认与培育，给企业家和投资者从传统产业，诸如外向型企业转型提供了机会。毕竟，规划的支持，就意味着巨大的政策机会。这样的政策机会收益与新产业本身的表现，会综合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来。以A股市场为例，过去两个五年规划重点支持的产业，总体表现都优于其他行业。

　　其三，是基于体现民富才能国强价值观、夯实内需基础的收入分配改革。

　　这次全会，重申了“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在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一直不尽如人意，其根本原因，不是人们没有消费需求，而是人们收入太少，是人们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维持高储蓄，以应对高房价、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拉动内需的真正抓手；而以规划的力量与实际执行，真正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改变10年来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长的趋势，是人们所期待、也是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金钥匙之一。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常常在述及发展问题时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人们殷切地期待国强，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经历了那样一个近代历史，这个民族有本能的历史记忆和追求。但真正的国之强，一定建立在民之富的基础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而与民分享、藏富于民，让人民能安享发展成果、保持消费欲望，就是适应“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和国际市场格局深刻调整”的固本之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政治选择，也是经济战略。而全会公报提出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就决定了内需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安定器和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样的政治选择与经济战略，同样也创造着巨大的产业机会。可以想见，不仅是资本市场已经在想象的医药产业等健康产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与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生活质量有关的新兴服务业都可能有巨大的发展机会。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和市场参与者，要习惯以新的眼光研究新的五年规划，从中发现更多的投资选择与市场机会。

　　作者为学者，有经济学、新闻学、法学专著。现为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

　　声音

　　郑永年 中国改革需要“中间力量”

　　10月19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徐立凡 扩大内需要求提升“消费者主权”

　　10月20日，北京学者徐立凡撰文认为，扩大消费内需注定是一个阶梯攀升式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只能由政府主导。当务之急是透过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更多地让公众获得机会，共享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配套政府先行的改革措施，腾出容纳消费者主权与经济生产体系的空间，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奠定基础。

　　叶檀 经济转型不应削减民财

　　 10月20日，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撰文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两倍数，CPI的警戒线确实可以比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稍高，不过这需要有前提，在数据公信力存疑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提升警戒弹性的做法必须慎之又慎。假设今年CPI上升4%，统计数据却显示全年上升3.2%，加上货币购买力下降5%以上，如此通胀谁能承受？如果数据相对真实、分配相对公平，我们可以忍受CPI达到4%。这在信用货币体系与信用政策下是务实之举，但在失信的体系下，这就相当于给了权贵者一根绞杀民间财富的绳索。